近代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

播报

汉语文字学古称“小学”，是研究汉字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根据历史分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汉语文字学划分为五个方面：先秦古文字研究；秦汉篆隶文字研究；魏晋以后的行书、楷书研究；六朝唐宋以来的俗字、简体字研究；近代方言字的研究。如果更概括一些地看，汉语文字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古文字研究，研究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近代汉字研究，研究隶书以下至清末的近代文字；现代汉字研究，研究“五四”以来记录现代汉语的汉字。

近代汉字在汉字系统占据绝对多数

近代汉字的研究对象以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使用的隶书和楷书为主体，按载体及书写形式划分，主要包括简帛、石刻、写本、刻本四类。简帛材料横跨古文字和近代汉字两个阶段。在近代汉字阶段，简帛主要使用于秦汉魏晋时期；石刻秦汉以后历代均有；写本主要出现于六朝至五代；刻本主要使用于北宋至清代。这些主要用近代汉字书写的文献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即使曾经使用古文字记录的先秦文献也早已转写为近代汉字。20世纪初以来，以近代汉字材料为主体的出土文献层见叠出、辉耀世界。这些文献内容更加大众化、原生态，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不但可“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而且因其未经后人传刻窜乱，保存了古人书写时代的文字面貌，为近代汉字研究增添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汉字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古文字最后的集大成者，但《说文解字》一书收字仅10516个（包括重文）。而到了金代王太编的《类玉篇海》，收字达到创纪录的62236个；目前正在搜集编纂的《中华字库》计划收字30万个。汉代以后新增加的字大多数是近代汉字阶段产生的，属于近代汉字。因此，仅就字数而言，近代汉字在整个汉字系统中占据绝对多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已指出：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隶书、草书、楷书都有人做过搜集工作。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

事实上，正如每个古文字一样，每一个近代汉字的产生，都有自己的“身世”和传说，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记载，值得我们珍惜和认真研究。

近代汉字研究成果丰硕

传统的文字学作为经学的附庸，重视对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所谓的“正字”以及古字的研究。近代汉字研究则长期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的境地。正如蒋礼鸿所说：“前人研究汉字，眼光大抵注射在小篆以上的古文字，一部丁福保辑的《说文解字诂林》所收纳的著作达1036卷之多，就说明这一点。至于隶书以下的文字的研究，前人就不曾很好地系统地做过，《隶释》《隶辨》《碑别字》《宋元以来俗字谱》一类的著作，单和《诂林》的数量比一比，就要黯然失色。而且就是这一些著作，也是辑录文字的多，分析考辨的少。”

有鉴于此，20世纪后期至今，在蒋礼鸿、潘重规、周祖谟、李荣、朱德熙、裘锡圭、郭在贻等学者的倡导和呼吁下，近代汉字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具体而言，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异体俗字的辑录。20世纪初以来，以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为代表的大量写本文献被发现。这些手写文字随意性强，异体别字盈纸满目，引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因而先后出现了《敦煌俗字谱》《敦煌俗字典》《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吐鲁番出土文书字形全谱》等重要的字形汇编著作。二是疑难字的考证。古代字典辞书重于汇编，轻于考证，陈陈相因，累积了大量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的疑难俗字。在写本文献异体俗字研究的推动下，近些年出现了一批字典辞书疑难字考证的著作，如《汉语俗字丛考》《字典考正》《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等。三是字书研究。六朝以来的字典辞书是近代汉字的渊薮，写本文献俗字辨识、疑难字考证工作的展开，带动了相关字书的整理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玉篇校释》《龙龛手镜研究》《〈可洪音义〉研究》等。四是近代汉字的理论探索。这方面的探索以俗字研究为引领，出现了多部带有开创性的著作，如《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楷书部件演变研究》等。

构建完整汉语文字学体系

近年来，近代汉字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现了一批可以填补空白的标杆性著作，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但总的来看，仍如蒋礼鸿先生所说，依然“辑录文字的多，分析考辨的少”，而且侧重于俗字研究，偏科比较严重。笔者以为，以下两个方面尤其需要加强。

一是近代汉字学的理论建设。较多关注疑难字的考辨，而对常用汉字关心不够，缺少系统性的观照和理论建构，是近代汉字研究存在的不足。我们迫切需要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近代汉字的字体、构形、职用，探讨近代汉字与古文字、与现代汉字的关系，总结近代汉字字形演变的规律，归纳近代汉字研究的方法，进而编著一部具有条理性、系统性、科学性的近代汉字概论性著作，并创建一门真正的近代汉字学，使近代汉字研究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以指导今后的研究工作。

二是近代汉字研究人才的培养。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高度重视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并为此开展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推行强基计划以加强古文字方向人才培养。这对加强古文字的研究和人才梯队建设是件大好事，也是完全必要的。近代汉字作为汉字学的重要分支，与古文字可谓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且，近代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现在传世的文献主要以近代汉字记载，东亚汉字文化圈也形成和发展于近代汉字阶段。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有利于国际汉字文化圈的交流与互鉴。

当前，学界通常把古文字理解为小篆以前的古代文字，从纯粹的文字学研究角度来看，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古文字的概念产生于汉代，“古”与“今”相对，今文字指的是隶书，自然不包括以隶楷为主体的近代汉字。但如果以今人眼光看，我们把现行汉字称为当今文字，就可以把清代以前的文字一并称为古代文字。我们现在习惯把古文字研究看作冷门绝学，其实从文字学研究的人数和成果而言，头重脚轻，真正“冷”的是对于近代汉字包括现代汉字的研究。我们不妨用广义角度来看待古文字，把它理解为清代以前的古代文字，这样不但有利于构建完整的文字学学科体系，也有利于为强基班学生打牢基础，培养根柢厚实、上下贯通的文字学研究全才。我们只有将数量特别巨大的近代汉字研究透了，才能勾勒出汉字由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原来的独轮车才能变成双轮车，汉语文字学研究的两翼才能趋于协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