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与使用以及对消费品迭代的不断追求，导致了一系列生态后果，危及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把文学作品和理论作品均理解为是对现实的反映，那么，从1838年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到1949年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再到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工业化过程中，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才完成从现象反思、理论建构，再到观念反思的历史转变。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国际社会才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实现了从观念转变到行动议程的历史性推进，让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的发展战略。可要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不仅有待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让这样的努力获得理论指引，进而让人类的努力获得目标导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人类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态环境目标

以联合国为组织框架的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到1987年才开始形成可持续发展概念。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国际社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危害的发展。其潜藏的假设是，如果人类依照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势必将造成资源耗竭、环境恶化，从而影响后代人对自己需求的满足。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发展的考量之中，也是第一次试图对以工业化模式为主导的人类经济行为进行约束。

再到2000年，借千禧年之机，联合国18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承诺让人类不再遭受基本需求之苦，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发展，且共同制定了一套15年的发展目标和监测指标，即人们常说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宣言》第11—20条系统阐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作为重要内容，《宣言》专设一章，承诺保护环境、执行《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以及“制止不可持续地滥用水资源”。

在此基础上，联合国试图进一步将人类的共同愿望作为发展目标，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2015年由193个会员国审议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议程》）宣称，“我们决心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与饥饿，让所有人平等和有尊严地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议程》希望用15年时间达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SDGs综合考量人类共同愿望涉及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将可持续发展建构成为一个“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关联的目标体系。

《议程》由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构成，在整体上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理论逻辑：通过全球合作（目标17），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目标16），保障可持续的生物物种和环境（目标13—15），进而保障经济持续繁荣（目标6—12），实现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目标1—5）。

如果我们把之前的MDGs理解为只是试图在经济发展、缓解贫困等与保护环境等有限目标之间达成平衡，那么，SDGs则可以被理解为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为诉求的目标链。其中，生态目标可以被理解为目标链的关键环节。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不再只是脱贫，而是包含支持子孙后代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与之前单纯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寻求平衡不同，SDGs试图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延伸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将影响气候变化的能源消费、受经济发展影响的生产与消费等影响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纳入其中，将影响社会平等的让人类彻底摆脱贫困的工作机会平等和住房平等的社会因素纳入其中，构成了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同时又能满足人类未来发展的、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资源环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传递链。其中，底线是生态环境目标。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就没有人类生存环境的保障，不仅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而且经济发展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议程》展现了人类的雄心，但如何转化为人类共同的实践，变成人类真正的美好未来，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情怀

根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网站汇集的文献数据，到中央工作之前，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场合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近40次重要阐述。在这些阐述中，习近平同志强调生态建设是当代人对子孙后代的庄严承诺，并把生态建设提升到文明高度。

到中央工作以后，在2008年6月举行的国际能源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了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国际能源安全中的角色，并明确指出，“促进世界能源供求平衡、维护世界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中国是国际能源合作负责任的积极参与者，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将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行可持续的能源战略，努力为促进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的观点，强调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各国应该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坚持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合作，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出了气候变化正在给世界各国带来现实而重大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需要各国通力合作。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共同参与。

2012年11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更多场合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2012年11月至2013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60多个重要论断。在国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人类生态安全之中，强调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告，中国“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从2015年到2022年4月，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发表的重要论断超过500个，内容覆盖了从生态修复具体行动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在国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节水、治污、植树、绿化、节能、减排、湿地、地上地下、农业生态、工业污染治理等等。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

在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核安全、碳排放、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提出中国主张、中国道路，与世界各国展开广泛对话。2015年9月27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在落实发展议程的过程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9月28日在参加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关注植树节水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到强调以人为本、对子孙后代负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作出了重大的原创性贡献。以生态安全为底线，以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为过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引领。

三、引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汇人类的生态观点、理念、实践，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将之升华为一个系统的、指导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展现了面对人类共同难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以下简称“三个共同体”）的中国智慧。择要而言，至少体现为逐层递进的三个层次。

第一，生态安全观将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落实到新发展实践中。

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刻地反思传统工业化对生态的破坏、给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危害，深刻阐释了认识生态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只要经济，只重发展，不考虑环境，不考虑长远，‘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而不自知，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虽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以邻为壑，有的甚至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建立在对他人环境的损害上，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真正认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成为自觉行动，这是认识的第三阶段。”到中央工作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生态安全是区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维护生态安全，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决不能逾越生态安全的底线。中国生态安全的意义和目标不只是为了中国的永续发展，还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生态安全是全球生态安全的一部分。

第二，生态文明观将生态建设落实到推动“三个共同体”的构建中。

反思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和筑牢生态安全底线是手段，目的之一是实现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产业文明转型升级为追求“三个共同体”构建的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的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类创新与发明的精神指引，她关注人类且以人类为依归，却不止于人类，而是把人类与人类关联的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在历史积累中指引人类思考的方向，甚至约束人类的行动，形成人类的自觉行为。生态文明观继承和发展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人类创新与发明的自觉行动中，塑造中国迈向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自觉，是以“三个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为目标的新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其中，“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之后，又将“草”纳入其中，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不久再将“沙”纳入其中，指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构建“三个共同体”，只有中国之力是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构建“三个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的态度是鲜明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力主“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第三，生态永续观将绿色发展拓展到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努力。

如果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倡导通过国际合作在生态建设与人类需求之间寻求平衡，那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在反思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中进一步指出了永续发展目标，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除了观念引领、实践引领，还拓展到了目标引领。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近600个论断中，“可持续发展”是使用最多的词语，近120次。早在2000年主政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主政浙江期间他又进一步强调“从根本上整合和重新配置有限的环境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发展质量，从而为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要“发挥生态示范区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示范作用”，“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绿水青山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钱。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也是“三个共同体”永续发展的一部分。早在2010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同志就指出“为了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资源环境得到永续发展，我们亚洲各国应该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总书记呼吁“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四、研究小结

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上万年的探索，在世界各个角落形成了各异的历史与传统。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文明迅速扫荡多样化的生态观念，在不到300年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推到了危机的边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性循环。

人们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反思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联合国为组织框架的国际社会才逐步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是，从出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到形成可持续发展共识再到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又经历了近30年，如果从反思增长模式开始计算则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15年联合国发布193个会员国通过的《议程》也只是形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路径，没有真正形成可操作的方向，也没有为可持续发展方向上有争议的目标（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设置可理解的空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于其在陕西插队时的亲身体验，源于其地方工作的实践，源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为多维的动态的关系，归纳为“三个共同体”。生态文明以人类永续发展为目标，也以“三个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为目标。没有“三个共同体”的共同福祉，就不会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的新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面对人类共同的难题，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设定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平衡的底线即保障生态安全，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即围绕“三个共同体”进行建设，指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即人类和生态的双重永续发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中国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引领者。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责任编辑：杨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