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强调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一转变，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和长期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对“十四五”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世界范围看，以G7（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近30年制造业占比快速下降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占比下降趋势明显趋缓，部分国家已出现制造业占比上升态势。以美国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内，美国制造业占比分别下降2.76%、3.73%和2.87%，但2010—2018年期间仅下降0.02%，2017、2018两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度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65%和3.92%，制造业已开始止跌回升。而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占比近20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在2010—2018年期间还保持了一定增长。
与此同时，在制造业占比从快速下降到逐步趋稳甚至上涨的同时，以G7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近30年的服务业占比快速上升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占比提高趋势明显放缓。同样以美国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内，美国服务业占比分别上升5.57%、3.36%和3.37%，但2010—2018年期间仅上升0.88%。
在G7国家开始出现制造业止降回稳和服务业止升回稳的同时，以中、印、俄等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占比则呈现另一种态势。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金砖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上升，但在2000—2010年期间开始趋缓，然而在2010—2019年期间，金砖国家服务业占比又再次快速上升。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分别提高了10.07%、7.41%和4.39%，但2010—2019年期间上升了9.74%。其他金砖国家也基本相似。从制造业占比看，2010—201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占比从31.61%下降到27.17%，下降4.44%。印度下降3.31%，巴西下降3.28%。
这即是说，2010年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止降回稳甚至回升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占比在加速下降；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开始止升回稳甚至下降的同时，中国服务业占比则在加速上升。2019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而中国的服务业中，高端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低效率的低端服务业、房地产与金融业占比过高。
二
制造业占比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变化，是技术变迁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态势变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工厂全球化的发展，使制造业可以实现环节的空间拆解，从而使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能够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这是全球制造业“南升北降”的主要原因。但在全球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如下事实：
第一，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仍贡献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且仍是主要出口国。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年生产并运输超过12万亿磅的实体商品，其出口的70%左右是以制造业成品的形式完成的。与之相比，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就业中所占的份额高于他们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占比提高而制造业占比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刻意为之，这是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制造业附加值与就业吸纳能力同时下降的综合结果。随着工业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大弱化，使其难以获得更多制造业份额，这是2010年后许多发达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止跌回稳甚至开始上升，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份额下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将其服务环节剥离从而增大了服务业的份额，传统统计方式无法体现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依存关系等，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减”。知名智库曼哈顿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许多被称为“服务”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工业”的一部分。在制造业所涉及的经济和劳动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占20%～50%）按当前的统计口径被纳入了“服务”中。许多制造业工作（包括如操作和维护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或生产机器的中等技能的工作）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政府统计方法中从制造业“转移”至了服务业。
第四，在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直通过链主企业、关键部件制造技术、核心知识产权和工业标准等多种方式，控制着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
长期以来，制造业作为富国的扶梯、发展的引擎，一直受到理论和经验的双重检验，但随着现代产业中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制造业作为富国引擎的地位不断受到质疑，鉴于新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不断上升，并逐步呈现出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特征，且可贸易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笔者认为，对于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这类观点，需要冷静审视，不宜过度夸大。无可否认，服务业制造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是数十年来产业特征的典型变化特征，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价值增值和价值实现的贡献日益突出。但在注意到服务业份额不断上升和其制造化特征日益明显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以下现象：首先，在产业关联性和溢出效应上，服务业仍比制造业弱，作为中间投入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关联更加强烈和频繁，而且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具有更高的就业乘数；其次，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但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仍高于其他行业，制造业始终是占研发投资份额最大的产业，美国制造业企业承担了私营部门接近70%的研发支出费用；再次，尽管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和可贸易性不断提高，但仍未能超越制造业，制造业对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和贸易平衡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制造业的创新和服务业的创新存在重大区别，制造业的创新更多集中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服务业创新更多地集中于市场营销和组织创新这类“软创新”，对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的作用更为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制造业回流战略，不仅只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如就业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而且与发达国家对新一轮数字技术的战略布局密切相关。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日益数字化、服务化，但却比互联网时代更加依赖于制造业基础，随着数字技术进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存储时代，对专用芯片、数据中心和数据传输设备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以美国为例，2020年，美国制造业的云技术利用率在上半年就增长了140%，数据中心的新增建筑面积每年超过了800万平方英尺，而未来五年，仅人工智能芯片市场就将产生大约350%的爆炸式增长。不仅虚拟的数字来自物理实体，而且分析、存储和传输也依赖于物理实体。
中国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下降，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趋稳回升，是一个警示信号，必须高度重视。虽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如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的不断分离，形成服务性产业等；但也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和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失衡因素，这是导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资金流入放缓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长期来看，由于服务业更多地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终端延伸，出于国内经济安全稳定的保障，我国不仅必须保持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以吸收服务业投入，也需要发挥制造业在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方面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更需要发挥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如果任由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比重持续萎缩，中国将无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抢得先机，失去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锻造产业链和供应链强度和韧性、补齐产业链和供应链断点和短板的机会。
四
从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上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具有可行性的：
首先，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产量全球第一。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以及全产业链和产业协同优势明显，产业间互为市场，使制造业保持一定的基本比重成为可能。
其次，虽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政策有可能继续，但由于外国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形成的沉淀成本巨大，而中国基础设施和配套企业的完备性、拥有世界第一的研发技术人员数量，以及庞大且迅速增长的本土市场，仍将对国际制造业投资具有吸引力。
再次，中国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协同，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制造业升级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都蕴含着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以5G、特高压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稳定制造业比重提供了压舱石。
最后，中国在高铁、航天、5G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具备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基础能力，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领域，发展也非常迅速，2019年底，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重点是要将其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质”紧密结合起来，“基本稳定”是约束条件，提升制造业的“质”才是最终目的。因此，无需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设立短期硬期指标，对那些有助于制造业价值增值和价值实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还应给予大力支持，不必纠结于是否会因此降低制造业的短期比重。
在具体政策导向上，第一需要抓重点。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上，有针对性地促进国内企业协同合作；在重大科研攻关问题和关键技术领域上，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领域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扶持一批有潜力的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第二是降成本。实施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减税降费措施，降低制造业用电、气、水等的直接成本，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向制造业倾斜，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积极利用资本市场，鼓励股权投资、债券融资等更多向制造业倾斜。
第三是促开放。鼓励制造业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开展合作，进一步深化与东亚和东南亚等地理邻近地区的产业链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鼓励各地区为制造业重大内外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简化落地手续，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投产。
第四是强融合。按照2019年11月十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继续大力推进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辟和畅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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